6月份以來，政府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政策措施不斷加碼。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頻頻出招，救急之心異常迫切。四川、廣東、福建、山西、云南、貴州等多省出臺了穩(wěn)增長措施，地市一級刺激力度或許更大。四川有“16條”（《促進當前經濟穩(wěn)增長的十六條措施》），成都有比四川省更多的“成都22條”。黑龍江“65條”（《黑龍江省促進經濟穩(wěn)增長的若干措施》）亮出了“懸賞式”刺激措施等等，甚或還有一些劑量更大的。人無遠慮必有近憂，心情可以理解，但再急也得有章法。應急不一定非得“出手成章”，但也不能不按“套路”出拳。“正規(guī)”地說，政策措施要尊重經濟規(guī)律。

       首先要思考的是，經濟為什么增長，為什么不增長？按照經濟學常識，經濟增長是靠四個輪子推動的，增長的發(fā)動機必定安裝在四個輪子上：人力資源、自然資源、資本以及技術變革和創(chuàng)新。人力資源包括勞動力的數(shù)量和質量，一般認為勞動力的質量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?，F(xiàn)代經濟發(fā)展表明，自然資源并不是經濟發(fā)展的必要條件，日本這樣幾乎沒有什么資源的國家經濟發(fā)展得很好，一些資源條件優(yōu)越的國家陷入了“資源詛咒”陷阱。資本包括機器、廠房這樣的有型資本，也包括知識產權等無形資本，也包括社會資本，資本是在經濟增長過程中逐漸積累形成的。技術變革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，資本是內含一定技術的生產手段，自然資源隨著技術水平的提高得到更多、更好、更有效率地利用。所以，長期來看，經濟增長政策是考慮如何促進技術進步。

       如果沒有技術變革，經濟增長僅僅是靠資本積累、增加勞動，只是靠原有的生產技術增加工廠的數(shù)量，最后的結果就是“產能過剩”，經濟增長最終會停滯。馬克思說，固定資本的更新是經濟周期的物質技術基礎，說的就是這個意思。同時也說明，經濟周期有它的客觀性，有上升就有收斂。用拉斯·特維德的話說是“逃不開的經濟周期”。著名的經濟學家盧卡斯和普雷斯科特認為，經濟周期波動“對社會而言代價不大”，更重要的是去關心提高整體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而不是平順經濟波動。短期內穩(wěn)定經濟的舉動會對長期增長前景帶來不利影響。這些觀點是不是“正確”，值得研究。

       增加勞動投入很重要，投資也很重要，它們都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，但都比不上技術進步更重要。公共政策如何促進經濟增長呢？只有政府設計出健全的法治框架，有力地保護知識產權，在此框架內擁有廣泛的經濟活動自由（如投資、創(chuàng)業(yè)、要素流動等）時，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促進技術變革。勞動力、資本、產品和思想的自由市場，是創(chuàng)新和技術變革的最肥沃的土壤。理論和實踐都證明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無論是“胡蘿卜”還是“大棒”，都很難解決鼓勵技術創(chuàng)新的根本問題。因為政府不能用行政命令簡單地強迫人們多思考或變得更聰明。“需要是發(fā)明之母”，市場競爭是創(chuàng)新的最基本動力，根植于開放社會和自由市場的企業(yè)精神和企業(yè)家精神是技術創(chuàng)新的永不枯竭的源泉。

       在這個基礎上，政府應該采取促進技術供給的政策推動經濟增長。具體地說包括：支持基礎科學、工程學和技術開發(fā)等活動，建立強大的專利系統(tǒng)、提高預測能力、完善成本—收益機制、實施稅收優(yōu)惠等財政政策；鼓勵外國企業(yè)投資促進本國的技術進步；降低企業(yè)研究開發(fā)的資金成本、疏通融資機制等等。

       上面說的主要是從供給端講的長期增長政策。可能有人說，“火燒眉毛顧眼前”，要緊的是眼前的經濟下滑如何應對。豈不知，一個接一個的短期政策效應的積累就是“長期政策”，積重難返。增長經濟學家鮑莫爾說，宏觀經濟分析和政策如果僅僅從短期的角度出發(fā)將成為“一個坐落在流沙上的建筑。”

       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政策是短期的需求政策。但值得我們反思的是，我們是不是誤解或誤用了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政策？凱恩斯主義的宏觀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。財政政策分為兩種，一個是補償政策，一個是汲水政策。補償政策是“全面”地干預，反向調節(jié)景氣變動，經濟過熱和蕭條時都可以使用。經濟過熱時政府增收減支，經濟蕭條時政府增支減收，調節(jié)的是包括消費和投資在內的全部社會需求。手段不僅包括公共投資，還有所得稅、消費稅、轉移支付、財政補貼等。

       汲水政策也是宏觀干預政策，但只是在經濟蕭條時使用，工具只是政府投資，而且投資規(guī)模不能“超額”，要適可而止。汲水政策的目的有兩個：一個是“填空”，用政府投資填補民間投資減退時的“空檔”；一個是“水引子”，在這段時間內啟動和活躍民間投資，誘導經濟復蘇。民間投資恢復活力、經濟實現(xiàn)自主增長之后，政府就不再投資或縮小投資規(guī)模。

       那么，我們現(xiàn)在用的是補償政策還是汲水政策？恐怕還是應該搞清楚。理論上不清楚，政策上就很難說。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“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”的要求，我們更需要的恐怕是汲水政策。而且，更重要的是“去行政”的市場化改革，管住政府這只手，放開市場這只手。因為無論是補償政策還是汲水政策，都是以市場經濟的自發(fā)機制為前提的，這是最關鍵的。

       經濟政策的附帶效應是有利于市場機制的發(fā)育完善，還是刺激計劃經濟體制的回歸和強化？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。“地方政府公司化”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基本特征之一，目前地方政府以宏觀調控的面目再向前臺邁進一步。

       俗話說，“是藥三分毒”。即使摸清了脈，看準了病，下對了藥，副作用也得高度警惕，至少應心中有數(shù)。如果是“有病亂投醫(yī)”，病都沒看準，藥也沒少吃，不但沒治病，反倒添病了。方向搞不對，跑得越快，離目標越遠，再想返回來越難。